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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经济日报》刊发《70年风雨见证祖国沧桑巨变》

发布时间:2019-09-27    【来源:金沙总站】

 

日前,《经济日报》以题为《70年风雨见证祖国沧桑巨变》,专访了钟山院士和203所青年工程师郑贺斐,展开了一场90岁与90后的对话:没有“两弹一星”,就没有大国地位,展示了203所青年工程师的风采。

 

 

 

原文如下:

新中国成立初期,面对着一穷二白的经济状况,顶着西方的严密封锁,毛主席说,大家也要搞人造卫星!搞原子弹、氢弹、洲际导弹。1956年春,国家制定了“1956—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(草案)”,中国航天事业由此开始起步,从无到有,由弱到强,直至取得今日的辉煌成就。

大家请来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的钟山院士和青年工程师郑贺婓,为大家讲述新中国成立以来,航天事业发展过程中的那些事儿……

钟山,1931年出生,曾参加抗美援朝战争,1957年开始投身航天事业。现为中国工程院院士、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科技委顾问,曾获1992年和1999年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。

郑贺婓,1991年出生,2018年参加工作,现为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工程师、原子钟项目团队技术骨干。

 

“外国人能搞,中国人为什么不能搞?”

小郑:新中国成立之初,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,大家国家是如何开始“两弹一星”的研究?又是怎样取得的成功?您是如何走上航天事业发展道路的?

钟老:18岁那年,我弃笔从戎,参加了抗美援朝。战场上,我的6位同志、同学和朋友死于导弹,让我永生难忘。从此我认识到,必须要发展防空,没有防空技术,就没有国家的安全和强大。

1955年,钱学森回国,当时陈赓大将(时任军事工程学院院长)问他,能不能自己搞导弹?钱学森回答说:“为什么不能搞?外国人能搞,大家中国人就不能搞?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?”陈赓大将说:“好!”

第二年,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在北京西郊成立,钱学森任院长,标志着中国航天机构的创建。1957年,国防部第五院成立了一分院和二分院,二分院也就是现在的航天科工二院前身,我大学毕业后即被分配到这里。

1960年底,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宴请国防技术专家,勉励大家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,把导弹搞出来。从此,大家夜以继日地工作,只为中国人研制的导弹早日上天。

1960年11月5日,我国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发射成功。1966年10月27日,我国自主研制的东风二号甲导弹携带原子弹弹头,从东风基地起飞,经过1000多公里的飞行,准确地在预定地点成功实现核爆炸,罗布泊上空升起巨大蘑菇云,标志着中国继美、苏、英、法之后成为世界上第5个使用自己的导弹发射核武器的国家。

“穿上这件风衣,一定能成功”

小郑:我听说您有一件“成功服”,只要穿上,导弹发射就能成功,是真的吗?

钟老:我有一件米白色风衣,1982年开始穿的,本来只是一件普通的微波试验工作服,有一点屏蔽功能,因为见证了很多次不同凡响的试验打靶经历,大家就给它起了个外号叫“成功服”。每一次试验前,我都穿着这件风衣到各个系统、各个战车上做最后检查,直到下达发射命令。每一次试验成功后,我都会在风衣上留下一颗五角星。所以大家说,只要看见我穿上这件风衣,就知道一定能成功。

1988年春,我穿着这件风衣和大家一起在西北大漠安营扎寨,准备进行红旗—7号全武器系统的严格考核——定型试验。

谁也没想到,当试验进入30分钟准备时,天空忽然刮起6级大风,滚滚黄沙遮天蔽日,试验场上天昏地暗,几米之外不见人影。

没办法,大家只能焦急地等。晚上8点多钟狂风仍然不止,怎么办,打还是不打?大家最后决定:“打!”

当晚9点,机动靶机在大风中歪歪扭扭地强行起飞了。当靶机进入预定空域后,指挥员一声令下,发射制导车顶部的发射筒“砰”的一声弹掉前盖,随后一条火龙呼啸而出冲向目标。

由于强风干扰,导弹在飞行中急剧下沉。看到这一情形,我的心跳迅速加快。但很快,高性能制导系统又把导弹拉起,眼看就要接近目标,忽然靶机却急速向上飞行,导弹紧跟其后迅速爬高。我的心再一次揪紧。

看着导弹在强风中迟迟追踪不到靶机,不知谁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“加油”,于是,整个阵地齐声呐喊“加油”。说也奇怪,在“加油”声中,导弹仿佛通了人性,居然扶摇直上,追上逃跑的靶机。随着两个亮点相遇,天空中先是出现一片火光,然后是一团烟雾,紧接着传来一声巨响。

机动靶机被击落了!阵地上立即欢声雷动,一片沸腾。

“看到研制成果,那一刻我特别激动”

小郑:早年间曾流传一句话,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,是这样吗?

钟老:上世纪80年代初期,二院也流行过一句类似的话,“跟着钟山干,都成穷光蛋”。改革开放初期,大家当时一个月的工资只有几十元,但是卖茶叶蛋的一个月能收入100多元。

但是回想过去,看看前辈,大家航天人没有一个退缩。“穷光蛋”的后面还跟着“拼命干”“是好汉”。大家航天人都是不为名不为利,只为导弹早上天。在研制红旗—7号导弹中,夜以继日拼命干的8年里,大家都每天晚上干到十一二点,没有休息日。不幸的是,8年期间,共有6位主任设计师因过劳工作而早早病逝。

当时红旗—7号的试验主靶场阵地位于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,风沙大的时候,一碗饭里有小半碗沙子。昼夜温差也特别大,正午地面温度超过50摄氏度,夜里却只有几摄氏度。当地有一句顺口溜说“早穿棉袄午披纱,围着火炉吃西瓜”,但没有一个人叫苦。

最后红旗—7号导弹试验非常成功,实现五发五中、发发成功,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。

1999年,新中国成立50周年阅兵时,我去了现场观礼台,看见红旗—7号沿着长安街一路展示过来,忍不住流泪了。2009年国庆阅兵时,共有30支装备方队,其中大家二院研制的装备有三个方队。我亲眼见证了这些导弹装备从无到有,这都是大家二院航天人付出几十年甚至一辈子心血研制的,所以那一刻我特别激动。

“想到在为航天事业出力,就觉得很自豪”

钟老:总的来说,航天事业能够成功应该归结为一个道路,一个精神。道路就是自力更生,自主创新。精神即航天精神,爱国、永不服输、无私奉献。航天事业从无到有、从小到大、由弱到强,体现出了一股精气神,这种精神力量,是航天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根基。

航天人是一代胜过一代,希翼你们年轻人更好地传承和发扬航天精神。

小郑:航天精神的传承一直没有断。我记得邓稼先老先生当年要去参加原子弹研制工作时,家人问他要去哪儿?他说不能说。家人又问要去多久?他说不能说。后来他一去就是几十年,再回来时已身患重病。

我身边也发生过类似故事。我刚参加工作没多久,因为某项发射任务,一位同事要去西昌出差,我问他要去多久?他说不确定,如果不成功,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。幸运的是,那次发射很顺利,他也就很快回来了。

还有一位前辈的故事也给我触动很大。20多年前,所里刚开始研制原子钟,眼看着到了验收时间,突然发现有个指标不正常,于是前辈和其他两位同事各抱了一台钟,把门反锁,在屋里待了三天三夜。三天后,他们各自抱着钟走出来,所有的指标全部回归正常。

能够和这样的前辈一起工作,我感到非常骄傲。无论遇到什么问题,大家每个人都会全力以赴去解决,问题解决的那一刻,也是大家最开心的时候。虽然我只是从事航天事业中的小小一员,每天都在做很普通的事情,但一想到是在为祖国的航天事业出一份力,就觉得很自豪!

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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